任仲年：

      徐悲鸿和“任悲鸿”。现今社会，中国公众的版权意识逐渐形成，维护知识产权的案例也随之增加。可是在几十年前的民国，人们的版权意识还相当淡薄，当时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也没有任何相关规定，作者想维权也无处伸张自己的正义诉求，连大画家徐悲鸿，也曾因为知识产权打过一场官司。这场官司让他哑巴吃黄连，不仅败诉了，还产生了混淆视听之危害。署名“悲鸿”的假画现身裱画店徐悲鸿，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、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。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人才。他培养的学生，许多已成为著名的艺术家，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。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，无与伦比，影响深远。抗战前，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。当时他的作品已然价格不菲。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名利，一般不轻易卖画。徐悲鸿画作流入市场的很少，致使价格节节攀升，于是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。当时，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挂出不少署名“悲鸿”的《奔马》、《八骏图》及水墨花鸟画，吸引了不少收藏者，行情甚旺。徐悲鸿、蒋碧薇夫妇得知，前往察看这些伪作后，首先怀疑造假者是住在接福巷的朱雅墅。其人是徐悲鸿的高徒，且所住地与卖伪作的裱画店又相邻。一日，朱雅墅来老师府中拜谒，徐悲鸿质问其事。朱雅墅顿时表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：“徐老师，我怎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事？我跟随老师多年，难道您还不相信我吗？我怎么会冒充老师呢？”徐悲鸿见他言之有理、情真意切，想起平时师生间的情谊，觉得作为学生的朱雅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随即表示自己一时心急，错怪了学生，并安慰道：“我因为你家在裱画店附近，随便问你一下，请你不要见怪。”朱雅墅对老师的心情也表示理解。造假者居然无罪虽然师徒间的误会已经消除了，但是造假者是谁，仍然没有眉目。后经蒋碧薇多方打听，终于弄清楚制造假画的人是一个名叫任仲年的年轻人。任仲年虽然年仅19岁，却练就一手模仿当代名家绘画作品的绝技，以假充真，牟取暴利。曾有一南京文化人家中客厅所悬张大千、溥心畬、黄君璧、张书旂四大画家之作，均为任仲年一人造假所为，由此可见其功夫非同小可。一些人曾劝他不要造假，他却我行我素，并得到其父的撑腰，竟发展到在徐悲鸿的眼皮底下制假贩假，真可谓李鬼嚣张到李逵头上了。徐悲鸿夫妇怎容得他如此胆大妄为，便由蒋碧薇出面打官司，一纸诉状将任仲年告上法庭，双方对簿公堂。然而，令徐悲鸿夫妇啼笑皆非的是，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，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。此案如此宣判的原因，最根本在于当时法律制度太不健全，民国法学界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几乎是空白，更谈不上什么著作权维权了。另外，司法界黑幕重重，任仲年的父亲多方活动，打通了“关节”，法理敌不过人情，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了。当时人们对著作权的法制意识也较淡薄，完全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理念，甚至有不少人同情任仲年，认为其如此年轻，而画技如此了得，堪称青年才俊；且其目的仅为炫耀才技，不宜和那些唯利是图、假冒商标的不法商家同等论罪。更可笑的是，有人还建议徐悲鸿干脆收任仲年为徒弟，以成人之美。种种怪论，无奇不有。徐悲鸿夫妇只得认了哑巴吃黄连的亏。“你也悲鸿，我也悲鸿”匪夷所思的是，造假者任仲年还振振有词地在法庭上狡辩道：“画上署名悲鸿，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？”一下子“你也悲鸿，我也悲鸿”成为当时的流行语。打油诗人黄甘草受此启发，在《南京晚报》发表一诗云：“你悲鸿我也悲鸿，任氏徐家各不同。子曰后生诚可畏，居然真个有神通！”诗前还有一则短文：“任仲年从此大可正式命名任悲鸿矣！前程无限，好自努力，寡人有厚望焉。”任仲年虽然逃过了法律的惩罚，从此名声却臭了，没法在原来的地界混下去了，便悄悄跑到了武汉。徐悲鸿大师的维权之事，随着法院的宣判草草收场，可谓是民国法治的悲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