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老师是南京中学界名声威望非常高的语文老师，他学问渊博，功底深厚，是当时南京少有的国学大师。他的书法在南京也非常有名，我们在校读书时的十中校牌就是他书写的，字迹苍劲有力，字体大方工整，而且每一笔都带有节律的抖动痕迹，形成了独特的“宋体”。好像除了十中校牌，我曾经看到还有别的学校牌子也是他写的。

  宋老师并没有教过我，读书期间我们并不认识。可是毕业后我们彼此却熟悉起来，交往比较多。

  首先是他的女儿和我的妹妹是同班同学，相互要好。离校插队后，宋老师便时而到我工作的地方走走，聊聊家常。有时他会谈到女儿的一些情况，同时也关心地问我妹妹的情况。看得出宋老师虽然一心钻研学问，儿女之心一点也不比别人差。

  或许是历史带给他的无情摧残，他几乎从不谈工作上的事。别人是文革中才受到诬陷折磨，他却在文革前就受已到极不公正的批判。因为他去六合老家帮助家人续家谱，竟被极左思潮诬陷为妄图反攻倒算。文革中的遭遇可想而知。所以他和我接触过不少次，几乎一次也没有谈起这些事情。

  老人家那时年纪还不算大，可是头发已经斑白。但话语间仍不失文才大家的风范。说话总是低声轻语，言词清楚流利、言简意赅。

  使他最心痛的是儿子的重病，一度到了生活难以自理的地步。儿子是他每次来的主要话题。他还带我到他家看过他儿子。那是干河沿街面上普通的房子，是十中当年教师的宿舍。我隔玻璃看到他儿子的病态，回头再看看宋老师满布皱纹的焦虑双眼，我心中也非常不是滋味。

  一次他的儿子突然发病很重，热心赶来帮忙的华侨路派出所一名公安员（那时不叫警察）不慎弄伤了。宋老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安慰他，公安员不会计较的，你儿子治病要紧，要抓紧时间治病。果然那个公安员没有说任何责备的话。这个公安员我当时也认识，是个转业的农村兵，为人很好，一点都不左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  宋老师一直不知，我后来的岳母大人竟然是他家乡的老熟人。那时抗战期间他在六合什么地方教中学，我岳母也在同一个地方教小学，那里学校不多，因此大家业务上互相还有来往，很熟悉。当我想起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宋老师时，谁知他已驾鹤仙去。

  岳母知道我与宋老师熟悉后，经常边干着家务活，边和我唠叨当年的往事，唠叨她和宋老师及其家人往来的点点滴滴，也唠叨他们当年教书的一些事情。不过我始终没有理清那复杂的人脉关系，她一会而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职务，一会儿有说另一些人的名字和亲脉关系，我无法记清。但从她的口中知道宋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待人也和蔼可亲，与大家关系非常好，在业务上对大家帮助很多。
       如今宋老师仙逝已经30年了，可他的音容笑貌却还在我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