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般人看来，书画造假泛滥大致有两方面原因：一是经济利益驱动，这是最直接的动力；二是法律的不健全和执法机构及政府的不作为。

　　由于经济利益作祟，造假已经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企业造假已屡见不鲜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为了所谓的GDP，一些环保局非但不作为，而且成了“保密局”，公布假信息欺骗公众：一方面“监督”企业减排，另一方面却默许或漠视大量工厂向地下排污，造成地下水质恶化。一个个事件曝光之后，却不见法律追究哪位领导的渎职罪。书画造假的泛滥显然与这些不良风气有关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况且它并不危害公众的健康，也不直接影响社会的公平。

　　对于产品造假的打击力度，我国远不如新加坡和泰国。因为法律的完备，新加坡没有制造假冒伪劣的空间，公众可以放心消费。街上没有霓虹灯广告，因为货真价实，不需要虚假广告。在泰国杀人不犯死罪，而贩毒和卖假药则要判处死刑。而我国医药界的乱象丛生，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不无关系。

　　书画界广义的“造假”还包括制造和传播各种不实艺术信息，过度包装、炒作。书画造假虽然对社会没有直接的危害，但却关乎社会诚信。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书画造假不会等闲视之。据艺术国际网报道，居顶级地位的日本艺术家和田义彦，由于被揭发多幅油画抄袭意大利艺术家ABERTOSUGHI的作品，被日本政府收回颁发给他的年度艺术大奖。随后，武藏野美术大学取消了他的教席，画展取消，媒体穷追，抨击他欺诈、称他为“日本之耻”等。

　　在一般公众看来，艺术神秘而又神圣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代表一种信仰或信念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蔡元培说美育可以代替宗教。在尼采宣布“上帝死了”的现代社会，艺术的价值日益凸显。人们可以不相信政治，但很少有人不相信艺术。在信仰缺失的时候，艺术潜在的作用就更不言而喻。倘若艺术也造假成风，“乐坏”而“礼崩”，恐怕社会就真的不可救药了。

　　书画打假势在必行，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使收藏家和投资者免于经济损失。

　　就历史的特殊性而言，书画造假泛滥还有一个原因，即与价值取向有关，这也就是国人的“好古”取向。这种取向的反映就是对临摹过度重视。这在谢赫“六法”中已有体现。临摹是学习国画的必备功夫，它也被称为“传移模写”。虽然在“六法”中它居末位，但在实际的品评中，以“传移模写”见长的画家却都赢得了很高的位置。在谢赫看来，袁蒨“志守师法”，但却比其师陆探微“高逸”；袁氏作品虽无创新，但“和璧微瑕”，仍可价值连城。

　　“传移模写”是书画创作的重要途径，“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、经营位置”不通过“传移模写”都无法实现。历代画家在这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。北宋画家郭熙尽管曾经批评“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，关陕之士惟摹范宽”，但他也以临摹古画为人生一大乐事。明末以降，绘画强调临仿，对“元四家”心摹手追，并以临仿取代创作。“四王”之一的王原祁甚至标榜“愿闻子久些许脚汗气”。画家如此，书法家更甚——他们往往要在临摹上投入半生乃至毕生的心血。

　　临摹功夫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是造假功夫。米芾和张大千都是临摹高手，也是造假高手。史载，米芾从友人手里借来一幅画，他用自己临摹的作品代替真迹还回去，对方居然没有察觉。大千造假，至今真假莫辨，很多传世石涛画作就出自大千之手。一次在美国参观展览，他看到一幅“石涛”的画，不禁得意忘形，大声喊道：“这幅画是我作的！”收藏家王季迁连忙上前捂他的嘴，告诉他在美国作假画是犯法的。幸亏周围的美国人不懂汉语，否则他就“摊上大事了”。看得出大千对于自己的临摹水平是如何得意，恐怕他平生最得意之事莫过于此，似乎比创造“泼彩法”还刺激。

　　书画对临摹的重视，无形中培养了一批造假高手。临摹也需要精湛的水平。出于对临摹功夫的钦佩，人们对造假也持宽容态度，尤其名家的作假。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大千为何自鸣得意，并以此啸傲江湖。当然，客观地讲，是否有人作一个书画家的假往往是这个书画家成功与否的标志。

　　我认同许德民先生的观点：“艺术的抄袭、剽窃与模仿，和教学的临摹、临帖应该区分开来，是关键。作为学生学习作品可以谅解，但是作为艺术家的主创作品，就不可以原谅。就这一标准，恐怕要让中国的许多当代艺术家汗颜！”岂止如此，大部分书画家都应该无地自容。他们虽不模仿、剽窃西方人，但却堂而皇之地模仿、抄袭古人，还美其名曰“捍卫传统文化”！

　　西方艺术家虽然也重视临摹，但更重视创新，他们以“像古人”为耻。虽然在现实中“吃人嚼过的馍不香”，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吃古人嚼过的馍，而且嚼得津津有味。以假乱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境界。

　　临摹是创新必不可少的步骤。但实践证明，临摹水平高不一定创造力就强。